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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sisinaconstantstateoffluxandevolution,therehaveappeareddifferentperspectivesorapproachestopragmatics,suchasDascal(1983)analyzesthefieldfromthestandpointofthephilosophyoflanguage,Green(1989/1996)laysparticularemphasisontextualpragmaticsandmoreformalaspectsofpragmatics,Mey(1993)regardspragmaticsthesocietallynecessaryandconsciouslyinteractivedimensionofthestudyoflanguage,Thomas(1995)arguesconvincinglyforasocial,psychologicalandcognitiveapproachtopragmatics,Verschueren(1999)layshisemphasisonageneralcognitive,socialandculturalperspectiveonlanguageuse,whileBlakemore(1992)andSperber&Wilson(1986/1995)takeacognitiveapproach.Onthebasisoftheabove,pragmaticsbecomesmorelikelytobeconsideredcognitivelyinvolved,althoughtherestillexistsdisagreementsonwhatcognitivepragmaticsisandwhatcoreissuesshouldbeaddressed,andthelike.Anyhowitisheldinthestudythatcognitivepragmaticsfocusesonthementalprocessingofinformationforcommunicativepurposesandontheinterlocutors''''abilitiesintermsofwhichtheycreateandunderstandmeaningsbeyondthewordandsentencelevels.

Inthepresentstudyitsattentionhasbeenconcentrateduponthefollowingaspects,whichareconsideredessentialincognitivepragmatics:thecognitivebasisofpragmatics,pragmatic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ndtheinterrelatednessbetweencognitiveandsocialfactors.Firstly,ittracesthecognitivebasisbacktothesemioticstudyinthe1930sfollowingtheevolutionofpragmatics,sincethecognitive-pragmaticperspectiveoriginates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Marmaridou2000).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pragmaticsandsomecognitivedisciplinesisexploredsoastoaccountforthefactthatitisofnecessitytodopragmaticsfromthecognitiveperspective,andbylookingintotheessenceoftheeffectsofsigns,effectsofspeechacts,andcognitiveeffects,wecanfindsomecongruityamongthem.Thefocusisthenputonthediscussionofmodularityandpragmaticmodule.ThenotionofmodulehasbeeninfluentiallyexplicatedinFodor(1983),inwhichinputsystemsareclaimedtobemodularsincetheypossesscertainproperties.Whetherapragmaticsystemismodulararisesasafocusinthelatediscussion.Sincepragmaticsisnottheextensionofgrammar,itisunlikelythatthereexistsapragmaticcodeandpragmaticsisnotasinglemoduleeither.Thirdl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reanalyzedindetail.Inunderstandingutterancesthehearerlooksnotjustforanarbitraryinterpretationbutfortheoneintendedbythespeaker,howprocessingeffortiscostforachievingcognitiveeffects,inlinewithcommunicativepurposes,isconcentratedinthediscussion,inwhichrelevancetheoryisreferredtofortheaccountofinferentialunderstanding.Fourthly,howtoreconcilethesocialfactorswiththecognitiveaccountofcommunicationandthenecessityoftheirintegrationaretoucheduponsincecommunicationisaparadigmcaseofsocialinteractionandthetheoryofcommunicationisthatofthemostubiquitoussocialphenomenon.Besides,insideandattheendofthepresentstudysomerelevantquestionsareputforwardforfurtherdiscussion.

Keywords:cognitivepragmatics,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socialfactors

Correspondence:ResearchCenterforLinguistics&AppliedLinguistics

語用問題的認知研究是近年來國際語言學界涌現(xiàn)出來的一個新的研究熱點與趨勢，但什么是認知語用學？雖然目前還未形成統(tǒng)一的定義和理論框架，但這些都不能否認該研究的存在與談論的必要性。語用模塊、認知語境、語用照應與推理等都是語用學討論中出現(xiàn)的新興課題，作為對認知語用學的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作者首先簡要地探討了語用學的歷史淵源和認知基?ahref="/">?，因为渔k萌現(xiàn)芯康某魷植⒎橋既?，同时渔k醚в肴現(xiàn)蒲е湟泊嬖諞歡ǖ牧擔喚幼胖饕致哿誦畔⒋淼撓鎘媚？槁郟欠翊嬖謨鎘媚？椋饈僑現(xiàn)鎘醚Ч刈⒌囊桓鮒饕侍?，本昔[賦鲇鎘夢侍獠皇悄？槲侍?ahref="/">。另外，語用理解與推理也是認知語用學關注的重要問題，在特定語境條件下，聽話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設才能理解說話人的意圖，一方面形成假設的過程是人們推理的過程，也就是一個依靠語境因素的認知過程，另一方面語境必須結合交際事件的社交因素。于是作者重點分析了認知語用觀和社交語用觀之間的關系，并指出二者之間并非完全對立與排斥。最后本文提出了有關的幾個問題，與讀者同思考。

認知語用學，模塊論，理解與推理，社交因素

1．語用學的認知基礎

認知語用學（cognitivepragmatics）這一術語正式出現(xiàn)于二十世紀80年代中后期。語言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等越來越關注語言使用中的認知問題，其中很多學者所從事的研究屬于認知語用學（Kasher1988：xiii），其實認知語用研究早在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很多學者從認知心理的角度出發(fā)，將語用學視為認知科學的一部分，并認為語用理論是一種交際理論，但同時交際理論又是一種認知理論（Sperber&Wilson1995

;Marmaridou2000）。那么什么是認知語用學？目前還沒有一個完全認同的定義，但這并不能否認認知語用研究的存在，比如指示結構、言語行為、前提以及含意等語用現(xiàn)象的交際意義超出了語言的編碼信息，是‘認知心理努力之后’所產生的意義，它們都離不開類似推理這樣的信息處理過程，而推理本身就是一個認知過程。所以，有學者認為認知語用學是一門超符號學，“把這種符號和交際意圖之間的、在歷時過程中逐漸趨向固定化的關系看成‘超符號’關系，研究這種超符號關系的學科就是認知語用學”（熊學亮1999：1），這樣的熟悉自然有其道理，但其概括顯得過于簡單，未觸及認知語用學的本質。

Blakemore（1992），Green（1989/1996），Grice（1975，1989），Kempson（1988），Sperber&Wilson（1986/1995）等學者認為，語用學存在認知基礎，對超句子層面信息處理的經驗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樣，在二十世紀80年代的話語分析中，也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趨勢：一種強調研究話語構建的社交因素，比如Leech（1983），Stubbs（1983）等，另一種強調探討話語構建的認知因素，比如Chafe（1987），Prideaux（1993）等。在方法論、目的以及主要趨勢等方面都具有心理語言學的特征，尤其關注說話人和聽話人在具體條件下如何進行語言理解和生成。

我們知道，普通語用學的歷史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30、40年代的符號學研究，人們在探討語用學的哲學基礎是都離不開這一時期的符號學研究背景。那么，早期的符號學研究是否也隱含了語用學的認知基礎呢？值得再回首。綜述后我們發(fā)現(xiàn)，以Peirce和Morris等學者為代表的研究中已經涉及符號的認知心理問題。比如，前者提出了語言符號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他強調符號的心理表征或心理處理；后者提出了有關解釋者的行為概念。Morris（1938）在符號學理論中指出，語用學研究符號與解釋者（或理解者）之間的關系，他強調一定行為范圍之內或一定語境條件下的符號運用及其產生的效果?？梢?，Morris試圖將Peirce的思想具體化，強調符號的使用者和使用符號的語境，他注重到了語言使用中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同時，在符號學理論中，在對語用學進行解釋時他將語言使用者當成解釋者或理解者。這一結果很可能與Peirce提出的語言符號所指事物與該事物在大腦中的心理表征有關。這樣，將語言使用者視為解釋者或理解者就等于說強調了語言使用中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強調語言的理解而非生成。也就是說，Morris的定義隱含了這樣一種思想，人們對語言符號的感知和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客觀、一致的，而只能是根據(jù)社交和心理因素進行解釋，而且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將語言使用者視為解釋者還隱含了人類交際的互動性，因為語言使用涉及說話人和聽話人，而且他們的角色在交際中是不斷變化的，因此語言使用不僅取決于符號的生成，以實現(xiàn)說話人的意圖，而且還取決于對那些符號的理解，這樣才能實現(xiàn)該意圖。由此可見，語言符號的恰當與否和它們同說話人的意圖之間的關聯(lián)性都可能對主觀理解形成一定的制約。

難怪Marmaridou（2000）認為，在眾多研究中兩種主要趨勢主宰著整個語用學領域：一是來自于英美語言哲學思想的影響；另一個主要趨勢是以語言、交際和認知等的心理學理論為基礎。哲學語用學是對邏輯實證論的哲學思想作出的一種反應，認為語用學是對語義學的補充。在這一思想體系中，根據(jù)單詞、句子同客觀世界中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去研究它們的意義，就是語義學，而語用學則研究說話人的話語，其中主要是說話人利用話語希望傳遞的意義。以上從哲學出發(fā)的語義學和語用學的二分法對語言本身以及語言使用的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

有學者在探討語用學的哲學基礎時往往忽略了它的認知基礎，將哲學基礎和認知基礎分離開來，這勢必會對我們的研究方法產生一定影響。我們還認為，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Searle等人對該理論的發(fā)展、Grice的會話含意理論、Sperber&Wilson的關聯(lián)理論等都涉及交際中的隱含信息和語用推理，它們促成了語用學研究的“認知轉向”（cognitiveturn）。此外，Verschueren（1999）在提出順應論的同時指出，語言使用是一種社會行為，但這種行為本身同認知、社會、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梢娢覀冊谔接懻Z用現(xiàn)象時不能回避這些因素的介入與干擾，否則難以從根本上說明語言使用和理解的選擇與順應問題，這也需要我們從認知的角度去解釋話語生成和理解等的機制。故有本文的散論。

2．語用模塊論

2．1語用學和認知科學之間的主要關系

近年來由于認知科學的發(fā)展，除了認知語言學以外，還出現(xiàn)了認知語法、認知心理學、認知社會學、認知人類學等，其中認知語言學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近年來國外語言學的一個研究熱點，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GeorgeLakoff，RonLangacker和LenTalmy等，總的來說認知語言學就是對作為組織信息、處理信息和傳遞信息等工具的語言的研究。Geeraerts，Caron，Coulson等認知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家指出，語用學和認知語言學之間存在密切聯(lián)系，無論是理論上還是方法論上，認知語言學都是以語用學為取向的一種語言學（Nuyts1993，參見Verschuerenetal1995）。從方法論上講，認知語言學是一種語用方法，因為它是以用法為基礎的模式；從理論上講，認知語言學是一種語用理論，因為在語言分析中它強調語言的功能，具體就是將語言現(xiàn)象與其不同功能系統(tǒng)地聯(lián)系起來?？傊J知心理學等認知科學可以向語用學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鑒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參照，語言使用無疑是人類信息處理的一個重要方面。相反，就信息處理來說，語用現(xiàn)象的系統(tǒng)研究也可以為認知科學提供有益的借鑒。

要真正探討語境對話語理解的制約，語用研究就應該同認知研究結合起來，但二者的研究重點不同。語用學家關注的是，合作性互動行為的普遍特征對語言結構和語言使用會產生什么影響；而認知學家則試圖探討，從語言中我們能夠了解合作性互動行為什么樣的普遍特征。假如將以上不同角度的研究結合起來，其結果將有助于形成和制約一定語境條件下的語言理論。從以上可見語用學研究和認知科學基本問題之間的關系，因為它們之間存在一些共同的研究問題和互補關系。

從言語行為的角度來說，使用符號

語言就是為了做某事，實現(xiàn)說話人的交際意圖，這就是‘符號效果’（effectsofsigns），在Austin（1962）的言語行為中符號的效果就表現(xiàn)為一種‘言語行為效果’（effectsofspeechacts）。不過，它們與關聯(lián)理論語用學（Sperber&Wilson1986/1995）的‘認知效果’（cognitiveeffects）之間也存在一定的聯(lián)系和共性，它們都是一種交際效果。所以，我們認為語用學和認知科學的目的應該是一致的。

2．2模塊

在心理語言學中，對信息處理存在兩種普通的觀點：（1）模塊論，認為語言處理是由不同的獨立模塊完成的，其中不同模塊負責語言理解的不同方面；（2）整體觀或互動觀，認為語言處理是涉及各種不同知識的一個綜合過程，或者是不同知識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

模塊論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思想（Kasher1991a）：（1）大腦如同計算機程序，具有處理符號的能力；（2）大腦處理的符號具有形式特征；（3）大腦的處理機制要對這些形式進行推算；（4）大腦中存在一些各自獨立的器官，它們分別同某一領域的命題內容相聯(lián)系，而且在推算過程中會利用這些命題內容，這種聯(lián)系是天生固有的或習得的結果；（5）除了以上器官以外，大腦中還包括心智機制，比如記憶；（6）大腦中還存在認知模塊（cognitivemodules），這些模塊具有特定的管轄范圍，它們是一些天生的、基本的認知單位，可以獨自進行推算；（7）輸入系統(tǒng)是一個認知模塊系統(tǒng)，是獨立的信息系統(tǒng)，也就是說與各種信息不發(fā)生直接的聯(lián)系；（8）除了認知模塊以外，大腦中還存在沒有特定管轄范圍、與其他信息相聯(lián)系的認知系統(tǒng)，即Fodor（1983）所稱為的“中樞系統(tǒng)”。中樞系統(tǒng)的作用是調節(jié)各種模塊之間的相互作用，它與各種信息發(fā)生直接聯(lián)系。

Fodor將大腦中的系統(tǒng)分成輸入系統(tǒng)和中樞系統(tǒng)，前者包括視覺、聽覺、語言等系統(tǒng)以及其它感覺系統(tǒng)，它們是模塊系統(tǒng)，具有范圍的獨特性、信息的自閉性和遺傳性等特征；后者所起得作用就是將來自各種輸入系統(tǒng)、記憶等信息綜合起來，并進行推理。語言是其中的一個自動輸入系統(tǒng)，即模塊，那么人們的大腦就是由一些獨立的、互不聯(lián)系的自閉式模塊組成。中樞系統(tǒng)就是對輸入系統(tǒng)（比如語言）所提供的概念表征進行比較、綜合、儲存，并再生新的概念表征，作為一種輸出信息，也就是說它所起的作用是一種推算或推理作用。那么根據(jù)這一思想，我們就無法對信息處理中的信念或語用事實等進行限定。因此，F(xiàn)odor最后指出，大腦中樞系統(tǒng)是經不起研究檢驗的。然而，以Sperber和Wilson等為代表的學者對Fodor的結論進行了挑戰(zhàn)，提出了關聯(lián)理論，他們的目的就是研究中樞思維過程，具體而言就是信息處理過程中的話語理解與推理。

在對語用模塊回答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語用和模塊。語用能力是否可以通過一個獨立的模塊具體表現(xiàn)出來。有人認為（Kasher1991a，1991b），右半腦和左半腦是兩個彼此間互不聯(lián)系的獨立信息單位，在正常情況下左半腦專門負責處理語言語法或句法，而右半腦一方面主管語言使用的語用問題，另一方面還負責語法和認知過程的結合。假如右半腦控制某一言語行為的語用方面，左半腦控制句法問題，涉及句子的運用，那么，在一定語境條件下人們是如何恰當?shù)厣赡骋谎哉Z行為的？要使左半腦生成恰當?shù)脑捳Z（即對句子的合適運用），就必須獲知恰當?shù)恼Z境條件。然而，假如語用受右半腦控制的話，那么語境信息的恰當性也自然受它控制。這樣，左半腦要恰當使用句子或生成合適的話語，就需要從右半腦中提取語用信息。在一般的正常情況下，左右半腦中的信息應該是共享的，假如我們將它們切分成彼此獨立的信息單位，那么對人們是如何恰當?shù)厣裳哉Z行為，就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所以，語用能力具體表現(xiàn)在右大腦或右大腦模塊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這正好說明是否存在語用模塊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認知語用學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是否存在語用模塊。假如認為存在語用模塊，就等于說語用具有自主性（autonomy）。語用知識具體表現(xiàn)在語用模塊中，語法知識的運用同語用知識的運用是密切聯(lián)系的，它們屬于兩種不同的能力。在任何情況下，語言運用（比如講話）都涉及語用知識，那么在負責語言使用（主要是講話）的左半腦中一定的語用模塊就會起作用，這就是左半腦假設中的模塊語用論。

模塊語用學（modularpragmatics）就是將有關認知和語言的模塊論運用于語用學研究。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據(jù)彼此之間相對獨立的認知系統(tǒng)去描寫和解釋人們使用自然語言的能力，反過來這又是對人類心智（mind）進行認知研究的一部分。從認知的角度來說，能力是一種知識系統(tǒng)而不是行事的能力，它受一系列原則的制約，該系統(tǒng)所起的作用就是體現(xiàn)這些原則的一種表征與處理機制，該處理機制本身存在于人的大腦之中。要從認知的角度對能力進行描述和解釋，該認知理論應該對以下問題作出回答：（1）能力的管轄范圍是什么？（2）能力是由知識體系構成的，那么制約該體系的原則是什么？（3）體現(xiàn)和應用這些原則的操作體系是什么？（4）制約能力的原則及其處理機制在神經方面的具體表現(xiàn)是什么？（5）在正常情況下人們的能力是如何產生、發(fā)展或習得的？假如語用系統(tǒng)具有獨立的管轄范圍、理論原則、信息處理、神經方面的具體表現(xiàn)以及獨立的習得過程，那么語用系統(tǒng)就具有模塊性。

2．3語用不是模塊

模塊（module）系統(tǒng)，而且有各自的特性。就語言中的語法系統(tǒng)來說，它是否是一個自主的模塊系統(tǒng)，對這一點，形式語言學則更多地認為它是一個自主的形式表現(xiàn)系統(tǒng)。然而，人們自然會提出是否存在“語用模塊”（pragmaticmodule）這樣的問題，并根據(jù)對語言使用的了解進行回答。根據(jù)前面Fodor的觀點，輸入系統(tǒng)是模塊系統(tǒng)，因為它們是一些獨特的范疇、彼此獨立的信息單位，假如模塊具有Fodor所列舉的特征，就不可能存在一個語用模塊。

語用不是一個單一的模塊。以Fodor（1983）為代表的學者指出，語言系統(tǒng)是一個模塊系統(tǒng)，由各種實施不同功能的模塊組成。我們熟悉的語法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它是連接句子的語音和語義的一種代碼，假如語用問題也是一個模塊系統(tǒng)的話，就等于說存在一種語用代碼（pragmaticcode），也即承認在言語交際中類似語法的語用代碼能夠幫助人們獲取說話人希望通過話語傳

認知語用學的焦點問題探索(4)

作者:教學論文,來源:互聯(lián)網,時間:2008-06-2904:05:33發(fā)表評論

Pragmaticsisinaconstantstateoffluxandevolution,therehaveappeareddifferentperspectivesorapproachestopragmatics,suchasDascal(1983)analyzesthefieldfromthestandpointofthephilosophyoflanguage,Green(1989/1996)laysparticularemphasisontextualpragmaticsandmoreforma

遞的交際信息。以上觀點等于說，語用問題是語法的延伸。此外，持上述觀點的學者還認為，交際必須涉及語碼。Wilson和Sperber（1991）對這樣的語用模塊論進行了反駁（冉永平2000），比如（1）語用過程是一個高度依靠語境的信息處理過程；（2）語用模塊論不能對話語理解中的不確定性問題進行合理的解釋；（3）在有的情況下，說話人無須使用語言代碼也能實現(xiàn)交際。就言語交際而言，說話人的交際意圖不是通過話語的字面意義明確編碼的，聽話人對說話人的交際意圖也不能僅僅根據(jù)句法分析直接獲取，理解是一個非展示性的（non-demonstrative）推理過程，語用理解如同所有的理解過程一樣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形成假設與驗證假設。這是一種信息處理的認知論。它們都直接涉及一定的語境信息，而不是各自為陣的信息獨立單位，相反，語法處理則受到嚴格的局限，語法處理不受聽話人的非語言觀的影響。對以上三種語用現(xiàn)象的解釋，言語交際中出現(xiàn)的指示詞語、前提、言語行為、施為句、會話含意、互動性言談等同語境因素密切聯(lián)系的語用現(xiàn)象，模塊論是無法解釋的。不過，形式語用學家則認為語用是一個模塊問題，并可以對有限的語料作過一些簡單分析。

對是否存在語用模塊的問題，很多學者都持懷疑或否定態(tài)度，比如，Sinclair（1995）曾指出，語用知識不可能是純語言知識，也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張的模塊化知識。不過，Sperber（1996）卻認為，中樞思維過程一般具有一定的模塊性，因為眾多的概念模塊可以對它進行解釋。比如人們大腦中有關“cat”的概念模塊，可以通過視覺、聽覺、觸覺、嗅覺以及語言等模塊，接收和處理有關“cat”的信息，當中樞思維系統(tǒng)獲取了有關“cat”的新信息的同時，它可能會把它們傳遞給更具概括性的“ANIMAL”這一概念模塊。當某一概念模塊僅僅根據(jù)其中的概念實施推理時，概念中的結構信息就會被從一個模塊傳遞到另一個模塊，直到所有的模塊都得到處理，這樣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將所有的相關模塊綜合起來。不過，至今Sperber的這一思想是否等同于Fodor的模塊論還不是很清楚，有待繼續(xù)探討（Carston，1997）。

可見，模塊語用觀與非模塊語用觀之間存在根本的不同，對交際的熟悉是不相同的。非模塊論認為，交際中話語的理解有可能失敗，因為理解需要對說話人的交際意圖進行推測，其中需要形成假設，然而所形成的假設也可能是錯的，也即不是說話人所期待的，這正好體現(xiàn)了語用學的非模塊特征。但模塊式的解碼則不同，可以獲取與語言結構直接聯(lián)系的信息。雖然每一種語用現(xiàn)象，比如指示詞語、前提、言語行為、施為句、會話含意等，都是相對獨立的研究范疇，而且受制于一定的理論原則，但它們并不是一個個獨立的模塊，有的語用現(xiàn)象涉及心理處理，而心理處理也不是孤立的，需要聯(lián)系其他信息。

根據(jù)關聯(lián)理論，話語理解是一種非凡的認知活動，話語是一種明示刺激，它為理解提供顯性表征或依據(jù)。首先話語是明示或顯現(xiàn)的，說話人將它們說出來就是公開要求聽話人加以注重，并利用各種信息加以處理，同時話語還會產生一種最佳關聯(lián)期待。因此，話語理解結果是一種認知效果，并為之付出了努力。根據(jù)關聯(lián)理論的交際原則，每一種明示的交際行為（包括話語等言語交際）都應該設想它具有最佳關聯(lián)性，也就是說在人們付出認知努力之后會產生一定的認知效果。這適宜于包括話語等在內的所有明示刺激。其次，話語的確離不開代碼這一語言系統(tǒng)，它的作用就是對聽話人的推理與加工進行引導和制約，代碼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顯性信息，但是僅僅依靠解碼往往不能獲取說話人希望傳遞的交際意義。比如，“今天不想看書”，在不同的條件下它隱含不同的交際信息，可以表示“我累了”、“我想去廣州逛一逛商店”或“我想玩電腦游戲”等等。聽話人往往要通過消除歧義、確定指稱關系、推導含意等語用認知加工，才能對它進行正確理解。這樣，話語理解涉及的語用認知處理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張的模塊過程。語用處理的非模塊化特征是關聯(lián)理論的一個基本思想。Wilson和Sperber（1991）指出，不存在為了某一特定目的的語用原則、準則、策略或規(guī)則，語用涉及語法、邏輯和記憶等之間的相互作用，假如將某一系統(tǒng)稱為模塊，就等于說存在一種代碼，假如語用是一個模塊的話，也就承認語用代碼的存在。此外，模塊和代碼之間不存在必然聯(lián)系（Carston，1997）。所以，語用問題不是模塊問題。

3．語用理解

在討論語用理解之前，我們首先簡要關注以下問題：認知語用學關注的是語言知識系統(tǒng)還是行為系統(tǒng)？假如關注的是能力的話，語用能力是否屬于語言能力的一部分？假如關注的是行為能力系統(tǒng)的話，那么它是一種語言行為？在Chomsky（1980）看來，語用能力是人們大腦中有關語言的一種心智狀態(tài)，也即是語言能力的一部分；他進一步區(qū)分了語法能力和語用能力，前者指有關形式和意義的語言知識，后者則表示有關恰當使用語言的條件知識以及如何使用語法和概念結構去實現(xiàn)一定的目的，這樣似乎存在一種實施語用知識的語用行為機制，這一問題值得探討。根據(jù)喬氏的觀點，語言能力是一種自動的、內在模塊系統(tǒng)。在人們的大腦中，除了感覺系統(tǒng)和語法原則以外，還有諸如算術、音樂、道德、假設構想等能力系統(tǒng)，其中還包括語用能力。應該說，Chomsky和Fodor對模塊能力系統(tǒng)的看法是不同的（此處恕不論及Chomsky的模塊論），F(xiàn)odor更強調大腦中知識系統(tǒng)的實際運用或處理系統(tǒng)。

Gazdar（1979）認為，語用能力是語法能力的延伸。那么，語用理解是否必須依靠語法分析呢？顯然不能進行類推。此外，Kasher（1991a，1991b）等也認為，語用能力是有關語言的知識體系，即屬于語言能力系統(tǒng)，“語用能力獨立于交際而存在”（Kasher1991a:135）。那么，這一觀點顯然不同于關聯(lián)理論有關明示-推理交際的基本主張，Carston（1999）等學者對此也持懷疑態(tài)度，因為離開交際，語用能力變成了無本之源。相反，Sperber和Wilson等認為，語用能力不是語言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是語言問題，因為它不僅僅涉及語言刺激本身，還涉及實現(xiàn)意向交際的各種明示刺激，信息處理一般需要進行非展示性推理，所以語用是一種行為，但它又不等于語言行為或語言能力。當然，不管是Chomsky的觀點，還是Sperber和Wilson的熟悉，都不是我們判定語言能力和

用能力、語言行為和語用行為的唯一標準。

在Chomsky看來，語用能力是理想的說話人-聽話人的一種語言知識，“它對語言使用產生制約，也即制約語句和使用語句的語境條件的恰當關系”（Kasher，1991b：385）。Kasher繼續(xù)了Fodor的模塊論思想，認為某些語用知識具有模塊性，也即是語言模塊中的次模塊，而另外一些語用知識屬于非模塊化的中樞系統(tǒng)，并受認知行為的一般原則的制約。他進一步將語用知識具體分為以下五種：（1）核心語用知識（corepragmatics）：有關斷言、提問、命令、請求等基本言語行為知識。這是語言系統(tǒng)中的一個模塊，即語言模塊中的一個次模塊。（2）擴展核心語用知識（amplifiedcorepragmatics）：有關推卸、祝賀、允諾等非基本言語行為知識，這是非模塊化中樞系統(tǒng)的一部分。（3）互動言談語用知識（talk-in-interactionpragmatics）：有關話輪、語列、修正等會話行為知識，這是一個獨立的模塊。（4）中樞語用知識（centralpragmatics）：有關一般認知原則和一般知識運用方面的知識，比如會話含意的產生、間接性、語體風格和禮貌等，這是非模塊化中樞系統(tǒng)的一部分。（5）接口語用知識（interfacepragmatics）：將來自語言模塊和來自感知等其他系統(tǒng)的信息綜合起來的知識，比如確定指稱結構的所指對象。這是非模塊化中樞系統(tǒng)的一部分。不過，Kasher本人并未對以上語用知識之間的聯(lián)系加以說明，也即沒有對模塊與非模塊之間的鏈結與協(xié)調加以闡釋。

語言使用就是一種語言運用，那么語用學就是一種有關語言使用的理論，屬于語言運用范疇。這樣，語用不僅是一種語言運用的行為，而且語用原則對各種形式的人類交際具有引導作用。人類天生就具有信息處理能力，可以對與認知系統(tǒng)等有關的語言或非語言信息輸入進行處理，話語理解中的推理是語言解碼之后的信息處理階段，通過推理去識別說話人的意圖，這是關聯(lián)理論語用學思想的基本主張。這似乎可以幫助我們看到它與Chomsky早期提出的“先天假說”（innatenesshypothesis）之間存在的某些共性。

哈貝馬斯指出，普遍語用學的任務是確定并重構關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條件，并認為理解是交往活動的本質，達成理解的目標就是導向某種認同，認同歸屬于相互理解，共同知識，彼此信任，兩相符合的主體間相互依存（盛曉明2000）?？梢姡斫膺@一概念具有不確定性，它僅僅是一種趨同。從最狹義的角度來看，理解表示兩個主體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一個語言表達，而最寬泛的意義則表示在與彼此認可的、規(guī)范性背景相關的話語的正確性上，兩個主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協(xié)調；此外它還表示交往過程中兩個參與者對世界上某種東西達成的共識，并且使自己的意向為對方所理解?？梢?，交往總是以理解為目的，理解可視為說話人言語行為的歸宿。

我們知道，Grice提出會話含意理論以后將語用學的重心轉向了話語理解。不管是Grice的含意理論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關聯(lián)理論，都離不開這樣一個基本假設：人類（語言的或非語言的）交際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表達意圖和識別意圖。要獲知交際意圖，需要一定的認知推理機制，比如假設或含意，區(qū)別說話人意義和字面意義之間的差異，會話含意理論就是一種類似的認知機制。含意不取決于句子的命題內容，而依靠一定的語境條件，推理是獲取隱含意義的主要方式，它就是根據(jù)語言手段或非語言語境去獲取有關話語內容的邏輯結論。在特定語境條件下，聽話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設才能理解說話人的意圖，一方面形成假設的過程是人們推理的過程，也就是一個依靠語境因素的認知過程，另一方面語境必須結合交際事件的社交因素。但信息處理過程中，形成假設和驗證假設所依靠的是什么，同時語境因素是何時介入的？Grice語用理論并未涉及。

當然每次聽話人所獲取的理解并不總是說話人所期待的正確信息，比如根據(jù)關聯(lián)理論，關聯(lián)原則不能保證交際一定會取得成功，因為它不是人們可以遵守或違反的一條準則，而且由于存在不同的認知語境假設，話語最后所取得的認知語境效果肯定就不一樣。同樣，在對含意的推理中，Grice也沒有交代清楚如何才能保證推理結果的正確性和一致性。就話語理解來說，語用學需要回答以下兩個主要問題（Blakemore1992，1995）：（1）為什么聽話人認為說話人不可能希望人們無限地擴大語境假設去獲取更多的含意？（2）為什么聽話人認為第一個恰當?shù)慕忉尵褪钦f話人所期待的理解？根據(jù)關聯(lián)理論，以上兩個問題就等于說，為什么人們會對某些信息加以注重？那是因為人們注重的是關聯(lián)信息，而關聯(lián)則是根據(jù)語境效果和信息處理時所付出的努力去衡量的（Sperber&Wilson1986/1995）。

信息處理過程中的推理本身就是一個認知過程。Carston（1999）認為，語用學的任務就是對該過程中的推理以及引導和制約該過程的原則進行解釋。顯然這是一種認知語用觀，其最終的語用目的就是對人們的話語理解能力進行解釋，尤其是推理能力，人們是如何將語言解碼作為理解中的輸入信息進行推理的。在Carston等學者看來，認知語用學的中心問題就是探討會話含意是如何產生的，比如話語“今天太累啦”，在不同的語境條件下可能隱含如下信息：

a.咱們回家吧。

b.該睡覺了。

c.你洗一下碗吧。

d.今天不看書了。

我們不難想象以上含意產生的不同語境條件，可見同一個話語在不同的語境條件下可能隱含不同的信息，都是聽話人語用推理的結果，它們顯然不是語言形式直接編碼的信息，必須依靠語境條件。同時，在話語理解時聽話人是如何識別說話人所期待的語境，或者說在對話語進行加工處理時聽話人是如何從認知系統(tǒng)中選擇恰當?shù)恼Z境假設，這是語用學理論的最基本任務。

要實現(xiàn)以上任務，就必須獲取恰當?shù)恼Z境信息，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以‘關聯(lián)’為取向的認知語用學就要對這種能力進行解釋，在他們看來，認知語用學應該參照的兩條中心原則就是認知原則和關聯(lián)原則。然而，根據(jù)Verschueren（1999）的看法，理解過程實際上是一種選擇過程，也是以認知為基礎的順應過程，不過Verschueren并沒有指出如何在語境條件下去尋找具體的順應目標。

為了討論的方便，下面我們仍借助關聯(lián)理論，進行分析，當然它并不是闡釋話語理解的唯一參照標準。根據(jù)代碼模式（也稱信息模式），人類交際行為是一個對交際內容的編碼和解碼過程，這是傳統(tǒng)的交際觀。它認為，言語交際關注的完全是說話人和聽話人使用的代碼，語法是其中的一種代碼，具有語音表征和語義表征的特點，因此話語理解的主要任務就是語言解碼，成功交際就是一個信息復制過程，即編碼信息等同于解碼信息，但話語理解時的語用問題并非如此簡單。根據(jù)關聯(lián)理論，話語理解僅僅是信息處理中的一種非凡形式，很多交際可以不涉及語言代碼，比如當A下班回家走到樓下時，看到了妻子停放的自行車，于是就推斷出她今天提前下班了，這是一種不需要代碼的交際和推理，但推理的基礎是明示輸入刺激，但這種刺激可以是語言（如話語），也可以是非語言，如此例中的自行車。在Sperber和Wilson看來，話語理解是一種認知行為，該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取得認知效果，但同時又要求人們要有效地分派有限的注重力和推理資源，也就是說人類認知往往力求最少的付出，獲取最大的認知效果，這是關聯(lián)理論的基本思想。當然關聯(lián)理論也沒有標記出最少的認知付出和最大的認知效果的量化標準或實際的可操作性步驟，這正好說明了話語理解具有個性化特征，以往的有關理論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在話語理解中，對任何新信息的處理都需聽話人付出一定的努力，包括注重力、記憶搜索以及推理等（可統(tǒng)稱為‘認知努力’或‘認知付出’），以獲取話語的語境效果或認知效果，努力程度與信息的關聯(lián)程度呈反比關系。在具體情況下，話語的長短、詞項的使用頻率等較多因素都影響認知努力，比如“condiments”就可能比“saltandpepper”讓人們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更重要的是，語境假設的可及性也是獲取說話人所期待的認知效果所必須的。

語境信息的認知處理和推理結論的形成是認知語用學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推理就是從一系列用作前提的命題內容獲取邏輯結論。到目前為止，指示現(xiàn)象、言語行為、前提以及含意等語用現(xiàn)象都離不開推理，它們的交際意義都超出了語言的編碼信息，是認知努力之后所產生的意義。比如，指示現(xiàn)象與語境信息密切聯(lián)系，不能根據(jù)真值條件去分析它們的指示信息，有必要進行認知處理，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比如Rubba（1996）和Ariel（1998）認為，指示結構不可能總是用來直接表示話語環(huán)境中的某一指稱對象，它們存在認知可及性（cognitiveaccessibility）；Marmaridou（2000）也提出，除社交意義以外，我們還應該從認知意義方面去解釋指示結構。又如，前提是與語言結構和語境因素密切聯(lián)系的一種推理關系，F(xiàn)illmore（1985），Lakoff（1987）等從認知語義學的理論框架對前提進行過研究，Marmaridou也對前提的認知結構及其在理解和使用某一語言結構中的作用進行了辨析，并認為從認知的角度更能夠說明前提在交際中的特征與作用。再如，也可以從認知的角度對言語行為這一常見語用現(xiàn)象進行分析，根據(jù)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關聯(lián)理論，識別說話人話語的言語行為種類并不是理解話語的先決條件，話語的言語行為‘語力’（speechactforce）不是表面上傳遞的信息，而是特定語境條件下人們理解的結果，例如，“It’llraintomorrow”，在一定語境下可以理解為一種猜測，然而Sperber和Wilson則認為，該話語傳遞的是一種說話人無法控制的有關未來事件的假設；此外施為動詞（performativeverb）所起的作用是一種認知向導或制約，例如，“Ipredictthatit’llraintomorrow”中的“Ipredictthat…”能夠準確引導聽話人將傳遞的內容理解為一種猜測，也就是說施為動詞制約了聽話人對嵌入內容的正確推理，因為說話人的任務就是引導聽話人識別自己的信息意圖和交際意圖。聽話人會利用說話人的話語作為一種向導，去推導說話人的交際意圖。根據(jù)這樣的思想，語言編碼意義僅僅是該向導的一個方面。此外，會話含意更是一種語用推理的結果，涉及心理努力和認知加工，因為交際本身需要付出認知努力和社交努力，才可能實現(xiàn)多重的互動目標。因此語用理論是一種交際理論，但同時又是一種認知理論。

4．認知與社交因素

就宏觀而言，從社交和認知兩方面出發(fā)是長期以來人們探索人類交際的主要視角。將交際視為一種社交現(xiàn)象，主要關注話語產生和理解的各種社會、文化等社交制約因素。在Saussure看來，語言（langue）是一種潛在的社交事實，而言語（parole）則是一種實際產生的社交事實，可見他主要是從社交的角度出發(fā)去看待交際的。很早以前，Chomsky就區(qū)分了語言能力和語言行為，前者是人們大腦中存在的一種有關語言的知識，屬于認知范疇；而語言行為是語言知識的具體運用，是語言能力的體現(xiàn)，是一種社交現(xiàn)象?？梢姡琒aussure只注重到了語言的社交屬性，而Chomsky同時還強調了語言的認知屬性。我們知道，語用現(xiàn)象很輕易讓人們將它與一定的社會文化等社交因素聯(lián)系起來，而忽略該現(xiàn)象的認知基礎或認知理據(jù)。那么，就語言交際來說，如何將社交與認知二者結合起來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關鍵問題。

在對語言交際的研究中，除了形式與功能之分以外，社交和認知是比較明顯的兩大主流。比如，根據(jù)Grice（1975）的思想，交際是一種社交契約（socialcontract），存在人們必須遵守的一定規(guī)則，如合作原則中的各條準則。然而，Sperber和Wilson（1986/1995），Blakemore（1992）等則從認知的角度出發(fā)，主要參照關聯(lián)理論，探討人們如何對某一行為進行推理，大腦中發(fā)生了什么；Verschueren（1999）從功能綜觀論出發(fā)，認為語言交際是一個順應過程，也是一個認知過程?？梢?，從不同的角度探討語用現(xiàn)象和語用理解，才出現(xiàn)了諸如認知語用學、社會語用學、跨文化語用學等。

在Fodor（1983）看來，人類發(fā)展過程中大腦中出現(xiàn)的知識不是認知問題，而是模塊問題，這是一種心智論（mentalism）。他認為，認知過程是在思維中樞中出現(xiàn)的，所以他對語用理論一直堅持一種悲觀的看法，因為語用處理是一種很難理解的中樞思維活動。因此，根據(jù)Fodor的觀點，認知語用理論是不可能的。然而，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為代表的學者則成功地從認知的角度探討了語用問題（Morales2001），他們堅持認為，交際中的理解過程必須受到一定的認知制約，所以他們的觀點不同于Grice和Levinson等的社交語用觀。其實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并

沒有忽略影響交際的社會、文化等社交因素，相反他們一直強調將這些因素和認知結合起來。在這些學者看來，語境是一個心理建構體（psychologicalconstruct），既包括傳統(tǒng)的語境內容，還增加了信息處理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假設，說話人通過顯現(xiàn)的明示刺激（即話語）去引導聽話人激活話語理解所需要的社交文化等百科信息，形成各種語境假設，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將認知和社交因素分離開來。不過，社會文化等社交因素和認知的界面在哪兒？它們是在何處實現(xiàn)交叉的，或者說實現(xiàn)二者兼容的基礎是什么？類似問題至今仍不明朗。此外，社交文化信息是否構成人類思維機制（mentalmechanism）的一部分？話語是否是引導該信息進入理解過程的唯一明示刺激？我們認為，要弄清楚語用理解的本質就離不開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在二十世紀80年代后期，Leech&Thomas（1988）認為，是發(fā)展交際的認知理論還是交際的社交理論，是語用學面臨選擇的一個交叉路口。Sarangi和Slembrouck（1992）也指出，認知理論應該與交際的社交觀結合起來，否則不可能提出交際的認知理論，因為語言運用總是在一定的情景語境中進行的，該語境就是社交語境。因此，離開社交語境就不可能構建有關交際的認知理論，也就是說社交語境因素應該同認知結合起來才能對交際進行合理的解釋。人們是如何獲取意義的，以及制約意義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條件是什么，它們是語用學應該回答的首要問題。以上觀點實際上是主張將宏觀社交語境和話語或語篇的微觀分析結合起來。

從認知還是從社交語用的角度對意義的研究是不同的，它們關注語用意義的不同方面。認知語用研究關注信息的心理處理過程，即以演繹為基礎的推理，這對語用意義的理解起著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在對有關意義問題的研究中，人們普遍使用了意義的心理學理論框架，包括心理表征論（比如Johnson-Laird1983）、心理模塊論（比如Fodor1983）等。這些理論關心的都是人們大腦中影響語言理解的認知機制及其推導特征。然而，它們卻忽略了影響語言理解的社交或社會因素。因此，這些理論沒有對話語中社交意義的認知基礎作出解釋，只認為社會文化知識是一種需要通過心理表征的信息，以便大腦對它進行處理。這顯然把社交意義視為一種語言以外的東西。

雖然社交語用學承認語言使用中認知因素的重要性，但在實際分析中卻對此加以排斥，因為在社交語用研究看來，認知是生物問題，是一種共性，因而與語言使用的社交條件沒有任何聯(lián)系（Kress1979）。后來，Sarangi和Slembrouck（1992）進一步強調了這一觀點并指出，語用學必須從研究人們如何獲取意義發(fā)展到研究制約意義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條件。此外，人類語言學（anthropologicallinguistics）研究中也有學者關注過社會與認知問題，比如Duranti（1986）指出，應該通過每個人的、具有社交互動性的心理過程去解釋使用中的言語，他強調語言的社交或社會制約，以及根據(jù)該制約進行的認知語用處理?？傊?，Marmaridou（2000）等學者希望結合語言使用的社會/社交因素和認知兩方面，去探討語用意義，他曾探討過語言使用，并著力調查語用意義的認知和社交因素。假如語言以認知為基礎、是在社會中發(fā)展的，那么認知結構以及社會現(xiàn)實的概念化必須體現(xiàn)語言使用的特征，這將有助于社交意義的產生、維護或變化。基于以上假設，人們就是直接根據(jù)內在的認知結構對社交意義進行解釋的，而不是根據(jù)外在形式和結構的內在心理表征進行的。這樣，認知結構隨著人們同客觀環(huán)境和社交環(huán)境的不斷接觸而發(fā)展變化，認知結構也具有順應性，促使社交意義的產生而不是決定社交意義。

認知語用學不應該懷疑語言的社交與社會屬性，不過有學者認為它不是語言語用學的研究對象，而是社會學等應該討論的問題。同樣，社交語用學也不懷疑心理表征和認知結構，并承認它們的存在與特征，但認為它們與社交語用學的研究目的不相關。這樣，認知語用學和社交語用學形成了各自為陣的局面，從而使我們對語言交際的理解與熟悉受到嚴重制約。那么，基于以上情況，是否可以建立一種明晰的語用分析的社交-認知理論框架，既可以解釋語言使用的社交基礎，也可以說明語言使用的認知結構。Marmaridou（2000）認為這是可行的，但目前除了關聯(lián)理論以外，還缺乏更具說服力的成功嘗試。

雖然語用學出現(xiàn)了以上不同的研究重心，但它們都承認在使用語言進行交際時雙方會對語言這個符號系統(tǒng)進行控制，以表達和理解話語或語篇等表面意義以外的意義與意圖。在這樣的情況下，指示詞語、前提、言語行為和會話含意被認為是表現(xiàn)說話人意義的主要方式。語言哲學對它們已經進行過大量討論與分析。較為明顯的是，指示詞語、前提、言語行為和會話含意等的研究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認知語用和社交語用，這兩個方面影響語用學的以上其他方面。認知語用和社交語用研究都源于語言哲學（Marmaridou2000）。但不同是，認知語用觀強調交際雙方的心理處理能力，即通過詞語和話語表面意義產生和理解意義的能力；而社交語用研究則試圖探討影響話語產生和理解的社會文化等社交因素。為此，前者認為，語言使用和交際者之間是一種內在關系，而在后者看來則是一種外在關系。最后，認知語用學將某一言語事件的社交因素視為一種外在信息，需要經過人們大腦的加工處理，以便恰當?shù)乩斫庠捳Z；它不認為社交因素是認知結構的一部分，因而不是一種內在因素。而社交語用學則努力尋找社交結構，它們形成了產生社交意義的言語事件，同時社交語用學也不會將這樣的結構視為一種內在東西。

在此我們再參考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觀點，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唯一的衡定標準。根據(jù)關聯(lián)理論，語用是語言運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定的語言運用原則，主要負責對語言結構的邏輯形式進行擴充，使其變成包含說話人思想的命題形式。不管認為語用是語言知識的一部分還是語言運用的一部分，我們都必須考慮語言使用中的語境問題，這是語用學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假如將語用視為一種語言能力，即一種有關恰當使用語言的條件的知識，那么就難以說明語境是如何構建的，這就等于說語境是一種百科信息，那么在話語理解中語境是如何改變的？話語本身又是如何改變或創(chuàng)造新的語境的？假如將語用視為一種語言行為或運用，我們又必須考慮它的心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問題，因為語言運用涉及這兩方面的因素。關聯(lián)理論對語用學采用的是一種心智的研究方法。根據(jù)該理論，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單一的認知原則，即關聯(lián)原則，去解釋整個人類交際，但該理論并沒忽略語言使用的社會維度。Sperber和Wilson（1997）曾指出，交際中體現(xiàn)最大關聯(lián)的非明示手段也可以體現(xiàn)社交因素，比如維護或體現(xiàn)權力關系。Žegarac（1998）對“寒暄”（phaticcommunication）這一社交語用現(xiàn)象進行過關聯(lián)理論的認知解釋，并指出，語言的寒暄用法是一種通過建立、維持以及維護認知環(huán)境去實現(xiàn)一系列社交目的的手段。在另一個研究中，Žegarac（1999）探討了明示推理交際對處理思想觀念的作用，這顯然是想利用認知理論框架去關注與交際有關的社會因素。

此外，Sperber和Wilson將語境定義為一種假設集合，是人們?yōu)槔斫庠捳Z而形成的一種有關世界的心理表征，這就意味著，語境不等于客觀世界，不表示影響交際或話語理解與生成的社交結構。這樣，語境就是一個心理建構體，即理解話語的一系列前提?？梢?，關聯(lián)理論對語境的解釋是一種心理學觀，而不是社交觀。不過，此處的“語境”這一定義具有理想化特征，是一個與話語理解有關的普遍性解釋，話語理解時需要通過思維表征的形式對各種假設進行推導。即使人們對同一話語產生相同的語境假設，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區(qū)別的關鍵就是對各種假設的不同推導，也就是說區(qū)別在于內在的、心理過程的不同，而不是客觀存在的社交文化結構。這實際上從認知心理的角度揭示了話語理解的差異。這里問題的關鍵又在于，語境假設的可及性順序是如何確定的？那么對某一種語用現(xiàn)象理解結果的不同是否體現(xiàn)為哪一個語境假設最先得到優(yōu)化處理與選擇？這些是探討人類交際過程一般的理解機制必須回答的問題。新格賴斯語用機制、關聯(lián)理論、順應理論等都是在探討語言交際過程中提出的一些假說，應該說它們分別為言語交際中的話語生成和理解提供了原理性解釋。

5．結束語

認知語用學強調的是實現(xiàn)交際目的的信息處理，即強調心理過程，并將自己明確地限定在對語用現(xiàn)象的認知處理，為此語言手段僅僅是實現(xiàn)交際目的的一種制約因素，而互動語用學或動態(tài)語用學主要強調的是語言使用的動態(tài)特征，尤其是交際雙方話語的協(xié)調性（negotiability），社交語用學強調語言使用者和使用語言的社交環(huán)境或條件，主要探討交際雙方運用語言產生、維護或改變權力關系的社交語境等；發(fā)展語用學則主要探討小孩在母語習得過程中語用能力是如何逐漸形成和體現(xiàn)出來的，它和母語或二語習得研究密切聯(lián)系。為此，如何從一個新的角度重新定義語用學，把語用意義中的社交文化因素看成認知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知結構中的內在化意義，是值得認真深入探討的課題。這方面已有一定的嘗試性研究，比如Thomas（1995）從交際的動態(tài)特征出發(fā)，將語言使用視為說話人意圖和話語理解之間的一個動態(tài)過程，它受一定社交因素的制約，而Goatly（1994）強調社交語境的重要性和根據(jù)一定的認知推理原則去解釋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意義建構?？梢?，語言使用的認知和社交因素兩方面的結合存在一定的可行性。

最后看一個具體的例子，比如隱喻“Crimeisadisease”涉及一個社會學概念“crime”和生物學概念“disease”，再如“Themindisacomputer”仍然涉及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表征，那么在話語理解時如何將這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整合起來，是認知語言學，包括認知語用學探討的問題之一，這也為研究思維活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此外，針對言語交際中“你吃大碗，我吃小碗”、“他吃筷子，你吃勺子”之類的普遍語用現(xiàn)象，不僅僅涉及漢語的‘荒謬’句法問題，對語用理解而言更是一種認知構建與解讀，當我們聽到一個4歲左右的小孩使用類似話語時，又可能會進一步將這種語言表現(xiàn)視為認知能力發(fā)展的結果。

總之，“認知科學不只是一個立場、一種見解的統(tǒng)一的理論，不同的認知科學有不同的見解”（徐盛桓2002：7）。雖然認知語用學還沒有形成完全統(tǒng)一的理論框架，但目前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語用模塊、語境信息的心理處理和推理結論的形成、語用推理或語用照應的認知制約因素等等。我們認為，語用學要走向深入，必須同認知結合起來，要研究語言產生和理解的語用問題不能離開交際活動的認知基礎，因為語言交際以認知為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語用學研究上一個新的臺階。所以最后再提出以下問題（冉永平，2001），與讀者共思考：

（1）如何將普通語用研究同語用的認知結合起來？也即如何通過普通語用現(xiàn)象去揭示認知結構或認知模式？以發(fā)現(xiàn)語用現(xiàn)象的認知制約機制；

（2）如何將普通語用現(xiàn)象的社交、文化研究同語用的認知結構模式結合起來？也即如何從認知出發(fā)，去看語用現(xiàn)象的社交文化特征？以實現(xiàn)二者的結合；

（3）如何將傳統(tǒng)的語境觀和認知語境觀結合起來？以實現(xiàn)對語用現(xiàn)象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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