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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近年來，全球化浪潮來勢兇猛，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區(qū)域一體化進程也在加快。在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歐盟；北美建成了自由貿易區(qū)，計劃向整個美洲擴展。作為世界經濟三大重心之一的東亞，盡管區(qū)域合作起步較晚，但東盟與中國、日本和韓國（10+3）合作開始引起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區(qū)域合作中的一個新亮點。在新世紀，東亞合作如何保持發(fā)展勢頭，不斷深入和擴展，更上一個新臺階，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

【關鍵詞】東亞合作，10+3

一、東亞合作的進程

東亞合作的思想由來已久,但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現階段主要是指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的合作(即“10+3”)。而考察其歷史，可追溯到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設想（后改稱“東亞經濟核心論壇”）。不過，由于該設想帶有比較明顯的對抗美國霸權的傾向，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致使日本和韓國態(tài)度曖昧，故被束之高閣。但到了1995年，東盟國家首腦在泰國舉行會議，正式提出了召開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倡議。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在12月15日，東盟、中、日、韓領導人（當時是“9+3”，柬埔寨加入東盟后改稱“10+3”）非正式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會議的主要議題包括21世紀東亞的發(fā)展前景、亞洲金融危機、深化地區(qū)經濟聯系等。領導人就這些議題達成了許多共識，對加強東亞地區(qū)的合作發(fā)出了明確的政治信號。東亞合作開始進入實質啟動階段。隨后，東亞領導人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1998年12月第二次東亞領導人會議在越南舉行。這次會議取得了具體的成果，把東亞合作推向務實的方向。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加強地區(qū)合作，克服金融危機，恢復地區(qū)經濟增長和促進地區(qū)的安全與穩(wěn)定。會上中國領導人就加強東亞合作提出了具體建議，提議舉行東亞國家副財長和央行副行長會議，研究國際金融改革及監(jiān)控短期資本流動的問題。與會領導人一致同意中國的建議，這使得東亞地區(qū)第一次有了高層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對話與協商，并就地區(qū)重大的經濟問題尋求建立合作機制。

第三次東亞領導人會議于1999年11月在菲律賓舉行。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如何推動東亞合作的原則、方向和重點領域達成了共識，發(fā)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聲明強調，東亞各國決心“在各個領域實現東亞合作”，領導人“對進一步深化和擴大東亞合作表示了更大的決心，朝著注重實效、切實提高東亞人民的生活質量，促進本地區(qū)在21世紀趨向穩(wěn)定的方向努力”。聲明列出了在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政治領域和其他領域的合作重點。另外，值得提及的是，領導人同意成立“東亞合作展望小組”，就東亞合作的前景和規(guī)劃提出建議。

第四次領導人會議于2000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這次會議就落實1999年領導人聲明的合作重點提出了具體措施，肯定了2000年5月財長會議就貨幣合作達到的“清邁協議”——推動東亞各國之間建立貨幣互換安排；就金融培訓、人力資源開發(fā)提出了進一步落實的行動計劃；就加快湄公河流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出了具體行動計劃。同時，領導人還同意就建立東亞自由貿易投資區(qū)和全面經濟合作問題進行研究。為此；領導人決定成立各國高官組成的“研究小組”，就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和“東亞合作展望小組”提出的建議進行研究和落實。這次領導人會議所表現出來的務實作風和面向未來的積極姿態(tài)，為東亞進一步深入合作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新加坡領導人會議還進一步加強了東亞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對話和合作機制，特別是確立了中日韓領導人之間的正式協商和合作機制，這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三國領導人之間的協商合作機制的主要作用是共同努力推動整個東亞地區(qū)的合作以及加強三國之間的合作。這些成果顯示東亞合作開始步入正軌。

第五次領導人會議于2001年11月在文萊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復雜嚴峻的形勢下召開的，一是發(fā)生了“9•11”事件，“反恐”斗爭成為世界和東亞地區(qū)的一件大事；二是受美國經濟形勢惡化的影響，大多數東亞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形勢變壞。在此情況下，人們非常關注東亞領導人會議是否能夠成功召開并取得突出的成果。這次領導人會議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還是令人矚目的：（1）領導人表示了繼續(xù)推動東亞合作的決心，并且指示由政府高官組成的“研究小組”就如何落實“展望小組”提出的關于東亞合作的長期設想建議進行研究，并向領導人提出落實的意見；（2）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決心努力推動東亞合作，一致同意設立經濟部長和貿易部長會議以及工商論壇；（3）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就建立緊密經濟合作關系達成共識，宣布用10年時間建成自由貿易區(qū)。這成為文萊會議的最引人注目的新聞和最重要的成就。2002年5月14日，第三次中國——東盟經濟高官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將就未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目標、原則、內容、時間框架等問題進行討論。高官會議結束后，第一次中國——東盟談判委員會會議接著于15日和16日在北京召開，具體討論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有關具體問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一旦建立，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qū)，也是發(fā)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由貿易區(qū)，擁有17億消費者、20000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和12000億美元貿易總額。中國與東盟將更好地分享經濟全球化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利益。

第六次領導人會議于2002年11月在金邊召開。本次會議就10+1，10+3，反恐怖主義合作等實質性問題各國領導人進行磋商。中國總理朱镕基出席了這次會議，代表中國政府倡議東亞各國應以發(fā)展經濟為重，不斷深化經濟和金融合作；拓展政治和安全合作；加強合作機制建設；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同時，會議期間，朱镕基總理宣布中國政府決定實施亞洲減債計劃，中國還與東盟及有關成員國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大湄公河次區(qū)域便利運輸協定》中方加入書和《大湄公河次區(qū)域電力貿易協定》，并發(fā)表了《中國——東盟關于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等重要文件。其中《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是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簽署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協議和宣言的簽署是中國睦鄰外交的重大勝利，體現了中國在加入WTO后推動東亞區(qū)域合作的誠意，對亞洲和世界而言都是有利于和平和發(fā)展的大事。

第七次領導人會議于200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這次會議取得了多項成果，把東亞合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2003年10月7日，中、日、韓三方領導人舉行了第五次會晤，并發(fā)表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此舉表明，東亞地區(qū)的經濟重心——東北亞次區(qū)域的經濟合作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動。同一天，東盟首腦會提出了在2020年建成“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宏偉目標，將東南亞經濟一體化從目前的自由貿易區(qū)初級階段升級為以單一市場為特征的經濟共同體高級階段，這將使東南亞次區(qū)域合作實現質的飛躍。此外，10+3框架內的10+1合作也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表現在東盟與中國，東盟與日本的雙邊合作又有了新的突破。中國在會上提出了深化東亞合作的四項建議，即：（1）研究“東亞自由貿易區(qū)”的可行性；（2）推進財政、金融合作，建立“亞洲債券市場”；（3）加強政治、安全合作；（4）拓展社會、文化、科技合作。目前，10+3的合作已形成領導人峰會——外交部長會——司局長會及專業(yè)部長會議等較完善的機制，這對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十分有利。

第八次領導人會議于2004年11月29日在老撾首都萬象舉行。與會領導人就加強合作方式和機制及未來發(fā)展交換意見。在這次會議上各國領導人同意，于2005年12月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第一次東亞峰會，與會國為東盟10個成員國及中日韓三國。會議發(fā)表了《落實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并宣布所有成員國承認中國是一個完全市場經濟體。根據會議簽署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道2010年，將正式形成一個人口超過17億，經濟總值達24000億美元的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qū)——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

第九次領導人會議于2005年12月12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與會的領導人圍繞著“一個憧憬，一個特性，一個共同體”的主題，重點就進一步加強東盟內部團結與合作以增強東盟競爭力，推動區(qū)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有效應對各種挑戰(zhàn)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討論。這次會議還討論了關于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疫病防范、能源開發(fā)及利用、禽流感防控、扶貧及縮小地區(qū)發(fā)展差距等國際和地區(qū)問題。為進一步推進中國與東盟對話合作，中國在會上建議中國——東盟拓展經貿合作，搞好自由貿易區(qū)建設和加快降稅進程。在深化農業(yè)、信息產業(yè)、人力資源開發(fā)、相互投資和湄公河流域開發(fā)合作的基礎上，將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衛(wèi)生確定為中國——東盟新的五大重點合作領域。會后，各國領導人簽署了關于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吉隆坡宣言》。

二、東亞合作的制約因素

東亞合作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符合東亞地區(qū)國家的共同利益，10+3是東亞合作的方向。但由于10+3各方利益不同，使得東亞合作不可能一帆風順。制約東亞合作的因素，既有東亞自身的問題，也有外界的一些不利因素。

（一）內部因素

從內部因素來看，一般而言，一體化至少需要區(qū)內國家具備三個方面的基本條件：共同意識的形成、制度化框架的形成以及共同行為取向的形成。東亞地區(qū)在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地理歷史以及經濟上的復雜性決定了東亞地區(qū)的一體化進程必然比其它區(qū)域更為困難。

1.宗教文化因素

與歐洲北美不同，東亞地區(qū)的宗教文化非常復雜。長期以來宗教上除了儒家思想影響深遠外，佛教、伊斯蘭教的覆蓋面也非常廣。文化上東亞地區(qū)缺乏一種合作的氛圍，一體化建設中遇到的難點之一就是主權問題。當初東盟在加入APEC時就曾提出三大條件，即避免法律約束力、不設談判權、未來的協議不超過關貿總協定，而若以此為前提，就很難形成真正的區(qū)域合作組織。

但是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廣泛傳播也東亞各國的文化溝通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而且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東亞共同面臨的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非常突出。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各國清醒地意識到，協調一致比單打獨斗更能維護本國的利益，對話比軍事斗爭更能解決問題。

2.政治制度因素

然各國利益的出發(fā)點各不相同，但是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動力使各國對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qū)都抱有希望。從日本來看，由于顧及到對美關系以及擔心中國在東亞一體化的過程中更加強大起來擔任東亞的霸主，日本對深層次的東亞區(qū)域合作似乎并不熱心。然而如果沒有所在地區(qū)的依托，日本就不可能實現其成為經濟或政治大國的戰(zhàn)略。因而借助多邊自由貿易體制是日本的基本戰(zhàn)略，它今后可能對區(qū)域合作采取更為積極的態(tài)度，同時以雙邊主義來彌補多邊體制的不足。而東盟則擔心東亞區(qū)域合作將會削弱其主導權。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力量的總和是東盟整體經濟的五倍，東亞重心北移引起了東盟的不安。出于對東亞合作主導權的擔心，東盟還不想與中日韓三國走得太近。但與此同時對于區(qū)內中小國家來說，都希望通過地區(qū)合作來把中日納入到統(tǒng)一的框架之中，以便在加以約束的同時使其承擔更多的地區(qū)責任。而對于中國來說，東亞一體化也是自身發(fā)展的需要：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帶來的出口擴大，使得其他國家紛紛加強對中國的非貿易壁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尋求更廣大的商品市場，穩(wěn)定進口來源地，確立中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實現經濟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優(yōu)化必須參與東亞一體化進程。反之則容易在競爭中失去機會和優(yōu)勢，另外，對于“四小龍”來說，目前正面臨勞工成本高昂、外籍勞工短缺等經濟難題，同時，為實現產業(yè)結構的軟化，急需將部分產業(yè)外移。這些都是推動一體化的強有力的因素。

3.地理歷史因素

東亞國家眾多，而且地理上分散性強，達成共同協議的空間小，大大增加了達成一體化協議的困難，例如對一國有利的政策也許同時也會損害另一國的利益。而東亞不少國家相互間存有積怨，至今仍缺乏真正的相互信任。特別是東亞各國曾深受日本侵略之害，而日本至今仍不作真正反省和道歉，并有意修改和平憲法，在“正常國家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此外，中日、日韓、中國與東盟以及日本與東盟之間也都存在戒備心理。日本鼓吹“中國威脅論”以及把臺灣納入與美國的共同防衛(wèi)范圍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日兩國合作的障礙；大東盟的建立，給東盟各國的政治團結與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經濟相對落后、國內政局不穩(wěn)的柬、老、緬等國入盟后，如何實現與大東盟一體化進程接軌的問題也是一直困擾東盟的難題。但是我想這些都不是阻礙東亞一體化的關鍵因素，歷史上的紛爭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并沒有阻止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qū)的建立，同樣也不會對東亞一體化造成太大的阻力。

4.經濟因素

(1)缺少核心國與中心貨幣。日本近年來經濟低迷，再加上歷史問題，很難擔當領導經濟發(fā)展的重任。而中國是一個政治大國，經濟實力尚有不足。由于缺少核心國，中心貨幣——亞元也就一直沒有建立起來。長期以來東亞經濟對外貿易結算中70%一直用美元，美元幣值的穩(wěn)定對出口影響很大。但是如果中國和日本能夠冰釋前嫌，像歐洲的法國和德國那樣實現聯合，則這個問題也很好解決，而中心貨幣也可以由人民幣和日元聯合擔當。(2)各國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差距問題。東亞地區(qū)各國經濟發(fā)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現出三至四個不同的發(fā)展層次：最上面一層是日本，它屬于世界上總產值及人均產值量最高的國家之列；第二層是那些新興的工業(yè)化國家及地區(qū)，最有名的是“四小龍”；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等緊隨其后，屬第三層次；最后的是老撾、柬埔寨、緬甸等國，屬于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確定的特別貧困的國家。(3)各國經濟結構問題。東亞國家和地區(qū)的產業(yè)結構日益接近，趨同化趨勢日益加強，制約了雙方的貿易的發(fā)展?jié)摿?。然而近些年來由于自發(fā)一體化的推動，東亞區(qū)內貿易與產業(yè)間貿易都在加強，分工模式由垂直型向垂直及水平混合分工發(fā)展，區(qū)域內相互投資增長也越來越快。東亞區(qū)域內產業(yè)結構層次分明并日趨復雜，雁行發(fā)展模式老化而伴隨新的發(fā)展模式。新的模式將以中國為制造業(yè)中心，來帶動東亞地區(qū)各個國家的共同發(fā)展，形成一種新的產業(yè)結構和布局。雖然東盟是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發(fā)展空間中更為直接的競爭對手，但考慮到過去幾年東盟各國宏觀經濟狀況變動較大，所以東盟各國并沒有顯示出經濟結構調整的跡象。從長遠發(fā)展來看，各國的相互合作將是一個雙贏的結果。東亞地區(qū)的工業(yè)化及產業(yè)升級幾乎已經成為各國和地區(qū)的共同政策目標，為此，區(qū)域內投資與貿易的互補性必然倍受重視。(4)經濟合作組織問題?，F有的合作組織工作力度不夠，對推動東亞一體化向縱深發(fā)展“心有余而力不足”。APEC較為松散，東盟能否保持時區(qū)域合作的強力推動勢頭，則格外令人關注。一是金融危機后成員國經濟困難重重，國內政治經濟呈現“非良性互動狀態(tài)，推動自由貿易化的阻力加大。”二是內部整合難度較大。各國貧富差距明顯，特別是后期入盟的印支半島國家在經濟上沒有得到預期的好處，而預期目標不一致也就出現了不一致的舉動和不和諧的聲音。此外，成員國民族眾多，世界三大宗教在東盟都有很多教徒，各國國內的民族及教派摩擦極易引發(fā)政治沖突，從而影響成員國之間的團結和合作。

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另一種機制，即多邊、雙邊協議近來發(fā)展迅速，各國積極參與唯恐落后。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地區(qū)或雙邊協議發(fā)展迅速。與多邊貿易體制相比，地區(qū)或雙邊FTA障礙較小，易于達成協議并產生實效。就地區(qū)或鄰近國家而言，促使經貿合作機制化有利于進一步發(fā)揮經貿臺作的地緣優(yōu)勢。因而雖然日本對東亞一體化并未抱非常積極的態(tài)度，但是當日本首相小泉得知中國與東盟要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時候立即斥責他的內閣成員，并表示要馬上商討建立“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絕不落在中國的后面。

（二）外部因素

從外部因素來看，東亞一體化的外部因素之一就是美國，由于美國對東亞的利益，其對東亞自由貿易區(qū)的態(tài)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東亞一體化進程。雖然美國懼怕東亞的強大會危及其霸權，但是推動東亞走向一體化仍從根本上符合美國的利益。另外，世界范圍內FTA的迅速發(fā)展和出口市場經濟的不景氣，早已使東亞國家感到了加強經濟聯合、謀求自強的巨大壓力。

首先，從軍事上看，東亞一些國家仍然高度重視美國的影響，認為美國是防范區(qū)域沖突的可靠保障，因此對完全由區(qū)內各國參與的這方面合作態(tài)度不夠積極。日本和韓國是美國在該地區(qū)最親密的盟友，東盟大部分成員國都與美國存在某種形式的軍事合作。從經濟關系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美國一直是東亞各國最大的海外市場，一些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對美出口有直接關系。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對美出口比重甚至占其GDP的20%以上。東亞國家發(fā)展出口導向型經濟，也要依靠美國。日本、中國和東盟每年都有上百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此外，美國經濟對東亞的穩(wěn)定有重要影響，比如美國的匯率波動就直接影響東亞的經濟增長和貿易出口。一旦出問題，引起金融動蕩，受沖擊最嚴重的地區(qū)就是東亞。

其次，從某種意義上講，東亞國家加速探索區(qū)域化的道路是被逼出來的。美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加快了區(qū)域化的進程，在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qū)和APEC后，又向拉美和跨大西洋合作方面擴展。歐盟建立經濟貨幣聯盟后，積極向中東歐地中海和拉美地區(qū)發(fā)展，顯示出競爭潛力。歐美在貿易金融和投資等方面越來越有意識地構筑自己的經濟圈，展開競爭。這種大背景更反襯出東亞國家單打獨斗的弱點，如果繼續(xù)游離在區(qū)域合作進程之外天疑會有損國家利益。對照歐洲和北美地區(qū)合作進程的迅猛發(fā)展，東亞簡直可以說是處于分割、分裂甚至是支離破碎的狀態(tài)。2001年12月，世貿組織統(tǒng)計的地區(qū)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TA)已增至140多個，而在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國家和地區(qū)中，只有亞洲的日本、中國、韓國、香港和臺灣未參與FTA。

此外，面對美國、歐盟等發(fā)達國家集團經濟形勢的惡化，東亞各國合作自救的意識進一步強化，區(qū)域經濟合作也隨之呈現出加速發(fā)展的勢頭。中國和東盟決定建立CAFTA后，韓國立即表示要迎頭趕上，金大中總統(tǒng)呼吁盡快把CAFTA擴大為“東亞自由貿易區(qū)”，讓韓國、日本也加入進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東南亞時倡議在東亞地區(qū)建立“共同進步、共同發(fā)展”的經濟合作區(qū)，而其成員范圍除東盟、中日韓外還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三、對東亞合作前景的思考

近兩年由于東亞自身問題和外界一些不利因素，東亞合作要達到歐洲和北美的水平路途還很遙遠。但是如果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作為東亞大國能夠以長遠的眼光、良好的心態(tài)積極參與，那么東亞合作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更多實質性進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日本的態(tài)度將對東亞合作的前景產生重大影響

日本是東亞地區(qū)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長期以來，日本在本地區(qū)扮演著資本和技術的主要供應者之一的角色，同時它又是原材料和能源的最大需求者，是東亞發(fā)展中國家的主要市場之一。日本與東亞其他國家的經濟互補性很強，與它們的經濟交流十分密切。長期以來，日本把自身看作是“領頭雁”，企圖在區(qū)域合作中充當“主導者”。然而，10多年來東亞經濟發(fā)展的現實給“雁型模式”打下了一個很大的問號，對日本的“主導者”角色也提出了挑戰(zhàn)。首先，自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一直在走下坡路，在許多產業(yè)中日本已失去了往昔的優(yōu)勢，特別是在以信息產業(yè)為領頭羊的新經濟蓬勃發(fā)展的歲月中，日本繼續(xù)扮演高新技術供應者的角色已顯得力不從心。日本與其他國家之間過去的“垂直分工”，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演變?yōu)椤八椒止ぁ?。第二，中國的經濟崛起大大地改變了東亞的經濟格局。2004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6515億元。對外貿易已居全球第三位，已成為鋼鐵、石化、船舶等重要生產國之一，在信息技術產業(yè)等知識經濟部門也正在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中國吸收的海外投資保持繼續(xù)增長。

在業(yè)已變化了的東亞經濟格局面前，日本對東亞合作的態(tài)度顯得十分彷徨和矛盾。一方面，日本深知，在經濟全球化和區(qū)域化時代，日本參與東亞合作是其扭轉經濟頹勢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對東亞合作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熱情，并擺出一副準備大有作為的安全架勢。由此，日本對諸如設立援助基金、各種區(qū)域合作項目等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然而，日本在制定東亞合作政策時，始終念念不忘維持其對東亞的主導權，并對抗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日本在東亞合作中又緊捂住自己的那塊“國家利益”不放，因而其對區(qū)域合作的支持顯得十分空乏。東盟國家多次表示愿意與日本構建雙方自由貿易區(qū)。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從國內政治需要出發(fā)，對國內的農業(yè)實行嚴格的保護主義，始終不愿意在農產品進口關稅問題作任何松口，因此，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qū)就無從談起。

（二）東北亞應是東亞合作的主戰(zhàn)場之一

東北亞地區(qū)是東亞地區(qū)經濟最發(fā)達的部分。東北亞三個主要國家——中國、日本和韓國互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伙伴。據統(tǒng)計，2004年，日本是中國的第四大投資來源和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韓國是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資來源國。東北亞國家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很強，在資金、技術、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各方面都可充分交換。從地域經濟圈，東北亞可以形成環(huán)黃、渤海地區(qū)、環(huán)日本海地區(qū)和圖們江流域等多個合作體系。另外，中日韓之間在高新技術和其他產業(yè)門類上的交流也有極大的空間，三國的一些省級地方政府也有加強經濟交流的積極性?？梢哉f，東北亞區(qū)域合作是東亞合作基礎最好、合作前景最為廣闊、最容易實現一體化的地區(qū)、它完全有條件成為整個東亞地區(qū)一體化的助推器和領頭羊。

自1999年以來，在“10+3”的合作框架內，中日韓領導人通過早餐會等形式，商討任何加強三國之間的合作，并已建立了部長級年會等對話機制，為今后的進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礎。

在未來的東北亞合作中，東北亞主要國家應避免政治上的分歧給合作帶來不利的影響。從中國方面來說，中國要求日本正視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反對日本政府繼續(xù)參拜靖國神社等。與此同時，中國始終堅持中日兩國保持友好關系對亞洲和平與穩(wěn)定的重要性，不會因政治原因而放棄加強東北亞合作的努力。日本應更多地放棄對中國的政治成見，真心誠意地與中國一起推動東亞合作。

（三）除貿易投資外，金融貨幣合作是東亞合作的重點

東亞國家為促進地區(qū)內自由貿易所作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與此同時，金融和貨幣合作也已開始初步嘗試。1997年后，深受亞洲金融危機之苦的東亞國家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年代，東亞國家已無力單獨防范和抗擊國際金融資本利用它們在金融體制和管理以及貨幣機制上的弱點而發(fā)起的沖擊。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東亞國家事實上處于“一損懼損”的局面。由此，無論是在APEC中還是在“10+3”的合作框架內，許多東亞國家都表達了加強金融與貨幣合作的愿望，并進行了初步的合作嘗試，其中包括：協商建立防范金融危機的地區(qū)預警作用；進行東亞合作融資安排；幫助東亞發(fā)展中國家培訓高級金融人才；簽訂貨幣互換和回購雙邊條約等。

盡管東亞國家在金融和貨幣合作上做了多方面努力，但這些努力仍處于起步階段。依歐盟的經驗看，地區(qū)金融合作應逐步從非機制性成員貨幣政策的協商向建立貨幣合作機制過度，最終實現具有統(tǒng)一貨幣的貨幣區(qū)。目前，建立東亞金融和貨幣合作機制尚有不少困難，包括沒有一種亞洲貨幣能擔當中心貨幣的職能以及經濟主權的讓渡等等。另外，東亞主要國家的政治關系也未能達到可以放心地接受貨幣合作機制的程度。

建立金融和貨幣的制度性和安排無疑是今后東亞合作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人民幣的國際化將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從長遠看，在中國的人民幣、日元和某種形式的東盟統(tǒng)一貨幣的協調的基礎上建立東亞貨幣的合作機制乃至建立一定意義上統(tǒng)一結算的亞洲貨幣盡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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